全国第十二届运动会已徐徐拉开大幕，每晚必看体育节目电视，过着“闲云野鹤”退休生活的我，突然接到在当年采访现场经常在一起的同行来电，想请一位资深体育记者谈一下有关全运会的经历，就把我推了“上枱”。本已封笔多年，也只好“硬着头皮”划拉几句，因离开体育记者队伍已12年，参加全运会最后一届采访是2001年在广东举行的第九届全运会。是时我距退休不足三个月，属于“自由身”。只是到肇庆赛区采访冷项摔跤和足球小组赛。后广东水球队与上海水球队在珠海决赛，我自入道就采访水上三项（游泳、跳水、水球），而粤沪两队在历届全运会和全国赛中之“恩恩怨怨”使得国内外之水球界老前辈大都到珠海一聚，甚至有从加拿大远道归来的原广东队主教练黄阜询，从美国回来观战的广东队老领队刘伟南。我“公私结合”，到珠海采访，与老友聚会。
遥想当年（1965年），我刚从暨南大学新闻系毕业，分配到中国体育报，就迎来了第二届全运会在北京举办。十分幸运，在全运会开幕前，国务院副总理、国家体委主任贺龙元帅，接见我们一批即将参加全运会采访的中国体育报记者、编辑。敦敦教导我们要兢兢业业为发展我国体育事业作出贡献。还与我们一起合照。那张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旧照片，在文化大革命中险遭劫难。我幸有“根红苗正”之护身符，才得以保全下来。前年翻了出来，放大十数张，邮寄给远在北京的当年记者、编辑，我还放了一张一半大的挂在厅堂，时刻铭记贺老总之教诲。
我从采访第二届全运会到采访第九届全运会，跨度48年，整整八届，每届我都离不开采访水上三项和足球。全运会之于各省，犹如国家之于奥运会。综合性运动会之成绩，反应了一个省之省力和一个国家之国力。数年前曾有舆论称应该取消全运会，笔者实在不敢苟同。笔者所参加的八届全运会，刚好是“计划经济”与“市场经济”办全运会各一半。第二至第五届全运会，都是沿着我国多年来按计划经济行为进行，所有费用皆由政府财政支出。
从第六届至第九届，则是将全运会推向市场。第六届全运会在广东举办，时值1987年，处在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首次将全运会融入市场。健力宝、金利来等知名企业，纷纷投资全运会。当时健力宝总经理李经纬曾是三水县体委主任。而广东省体育科研所教授欧阳孝所研究出的运动员饮料配方，也是李经纬配方投入生产，健力宝也成为了风靡世界的中国品牌，被世人称为“中国魔水”。取之体育，用之体育，成为健力宝发展的“法宝”。而香港爱国人士霍英东，曾宪梓更是以极大的热情支持六运会。肇庆体育馆、番禺体育馆是霍英东投资建造。六运会也首场设立会刊。中国体育报则成为赛会的会刊，也得到健力宝和金利来的大力支持。如此等等皆宣布全运会开始走向市场。而2001年在广东举办的第九届全运会则是全面走向市场。各类运动会指定产品、专利及各项目的冠名，使运动会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。
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，举国体制，是创造优异成绩的一条可行之路（在现阶段如此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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